李白生前已名聲大噪，而在宋代卻常遭受貶抑之論，宋代人看重道德義理從而抑李揚杜，如蘇轍就認為李詩“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甚至有人批評李詩多言“婦人與酒”。相較于宋人，明代人則多剝離了道德負荷而側重對李詩進行藝術審美上的發(fā)掘與闡揚。就明代李詩接受學而言，對李白的大力推崇，經(jīng)由祝允明、楊慎等人，發(fā)展至陸時雍，達到了崇李之論的最強音。關于此點，學界尚未論及。
無論從評判態(tài)度上還是選詩比例上，陸時雍推崇李白的態(tài)度非常明確。陸氏通過選詩與評詩的形式彰顯其詩學理念，編選了《古詩鏡》三十六卷，《唐詩鏡》五十四卷，另撰有《詩鏡總論》一篇，后被丁福保收入《歷代詩話續(xù)編》。陸時雍從“格以代降”的思維出發(fā)，把《詩經(jīng)》作為詩歌最高典范而推崇備至，漢魏六朝詩居其后。對于前后七子頗為崇尚的盛唐詩歌，則多有質疑，尤其對杜甫貶抑良多。對此，孫學堂教授《論陸時雍的杜詩接受》一文有細致梳理，并指出：“就明代杜詩學發(fā)展而言，從祝允明以來的‘非杜’之論，發(fā)展至陸時雍，可以視為一個‘有理、有力’的終結。”相較之下，陸氏對李白的評價卻極高：“王摩詰之清微，李太白之高妙，杜子美之雄渾，三者并稱，然而太白之地優(yōu)矣。”（《唐詩鏡》卷二十一）《唐詩境》選錄李白詩歌297首，分為四卷，有學者指出陸時雍編選初盛唐詩的底本是明人黃德水、吳琯編撰的《初盛唐詩紀》，該書共收李白詩935首，如此可知陸氏選錄李白詩歌的比率將近32%，高于王維所占的27%和杜甫的26%，選錄比率居唐代詩人之冠。毋庸置疑，這種推尊背后，蘊含著陸氏豐富深刻的詩學思想和非同尋常的審美眼光。
陸時雍以風雅為選詩標準，形成了“詩歸風雅”“道歸中和”的詩學宗旨。李白作為一位自覺重振《詩經(jīng)》風雅精神的詩人，必然順理成章地得到了陸氏的高度推崇。陸時雍倡導“言微而能廣用之”，詩句隱約微茫，卻能將精深之理推廣至無限，正人心、維風俗，促進社會穩(wěn)定。此即是發(fā)源于《詩經(jīng)》而不斷得到傳承的風雅精神。《毛詩大序》釋“風”的內涵為：“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由此開啟了《詩經(jīng)》的風教傳統(tǒng)，強調詩歌應與人相感，如微風般化人于無形。陸時雍認為李白的詩與《詩經(jīng)》的這種傳統(tǒng)一脈相承，說他“長于感興，遠于寄衷，本于十五《國風》為近”（《詩鏡總論》）、“五言佳處，得力于國風居多”（《唐詩鏡》卷十七）。基于對李白這種傳承的認知，因此他稱贊李白為“風人”。如他評李白的《妾薄命》：“末二語善乎風人之怨，樸貌深衷，是西漢家數(shù)。”這首詩描寫了漢武帝的陳皇后得寵之時的炙手可熱與失寵之后的悲戚無助，二者形成了鮮明對比，詩末二語“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升華了主旨，寄寓著詩人對喪失獨立人格者的批判與警誡。語言質樸簡潔，氣韻淡雅自然，卻寄寓著深厚的情感，此即為“樸貌深衷”之蘊意，體現(xiàn)了風人之怨的魅力所在。風人之怨是摒棄疾言厲色和謾罵譏諷，而追求一種“怨而不怒”的詩歌境界。這種詩歌特征，在藝術手法上表現(xiàn)為重感興、好興寄，忌平鋪直敘。陸時雍選取了李白組詩《寄遠》中的四首五言樂府詩，贊道：“托意之妙，宛有風人之致。”詩人客居他鄉(xiāng)，以詩寄寓著對遠方妻子的思念之情，離愁別緒伴隨著一系列的景象描寫而跌宕起伏，情意無限。又評《關山月》：“一起語屬感興。”這首詩表達的是戍卒與思婦分隔兩地的相思之苦，起語四句“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月之皎潔、山之蒼茫、風之遒勁、關之壯闊，連綴之景皆為多情之寄寓，不直接言情而情意綿綿。在這蒼茫慷慨而又厚重綿長之境中，詩人的怨情被點染為一幅興寄深微、渾然天成的畫卷，含蓄蘊藉、韻味渾厚。人讀之，感到的不是滿腹牢騷之怒氣，而是纏綿悱惻的情思韻味。
李白詩歌的灑脫氣韻，十分契合陸時雍對詩歌興寄感托和簡淡溫雅的倡導。詩歌如微風搖動草樹似的化人于不覺，“風之來，其樞搖搖，樹頭草腰，人乘之逍遙”，從而“令人之戾也釋，而其捍也消”（《詩境原序》）。在微風遠韻的風教中，人達至一種和緩渾厚、雍雍和雅的境界，此即為陸時雍所倡導的“雅道”：“詩不入雅，雖美何觀矣。”就詩歌風貌而言，雅道代表了一種優(yōu)柔溫雅、無過亦無不及的“中和”之美，是“發(fā)乎情，止乎禮儀”在詩教中的彰顯。陸時雍評李白的《楊叛兒》：“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有則”即為不過度。又評《春思》：“嘗謂大雅之道有三：淡、簡、溫，每讀太白詩，覺深得此致。”《春思》是一首閨思詩，用男女相思表達了一種普遍的人生情思，僅僅“指點大意”，而無大肆渲染張揚，整首詩呈現(xiàn)出溫柔敦厚之態(tài)。所謂“淡、簡、溫”，當是指詩人的表情達意不宜過濃、過繁、過烈，過之則失雅，也就是不能刻意造作而有失大雅之和。另外，“能淡而旨”“簡而奧”又可為“淡”與“簡”做注腳。淡而旨，是指語似淡而味雋永，迥異于枯槁寡淡；簡而奧，是指乍看淺易而細品則奧妙無窮，不可流于單調乏味。關于“溫”之內涵，正如其評《古風》（咸陽二三月）：“感慨逖蕩，歸于和平，所謂有大力者不動。”強調優(yōu)柔溫雅之調，而杜絕“以力勝”“苦意摹情”。陸氏以神韻為宗，主張追求詩歌一詠三嘆、優(yōu)游不破而產(chǎn)生的余音余味。他嘗說：“讀太白詩，當?shù)闷錃忭嵵溃磺笃渥志渲妗！保ā短圃婄R》卷十七）所謂“氣韻之美”，當是指李詩“意氣凌云”，“雄姿逸氣，縱橫無方”，猶如一葉不系之舟，又如輕云之飄飄，無意于刻意苦摹，呈現(xiàn)出瀟灑自然的高妙姿態(tài)。簡而言之，陸時雍所倡神韻，就是強調去除詩人對詩意的限制與規(guī)定，使讀者在詩歌中自得其樂，體會情感之深摯與道理之微妙。如評《子夜四時歌四首》：“有味外味。每結二語，余情余韻無窮。”語言自然，景物平常，卻韻味雋永、情意綿綿。
陸時雍對盛唐時期的李白之所以贊譽有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李白詩與六朝詩淵源頗深。陸時雍堪稱明代“六朝派”的集大成者，認為唐詩遠遜于六朝詩，尤其表現(xiàn)在五古、五律、五絕等詩體上，聲、色、神、情等方面皆與六朝相差很遠。他說：“詩至于齊，情性既隱，聲色大開。”（《詩鏡總論》）又說：“六朝五言絕，意致既深，風華復絢。”（《唐詩鏡》卷二十）陸時雍在評點李詩時，多用“秀色可餐”“氣韻流美”“甜美”“秀美”“清老秀出”等詞，而這些詞恰恰可被視為“聲色大開”“風華復絢”的同位語。除此之外，陸氏還常常將李白詩歌納入與六朝詩的對比之中，如論及《東海有勇婦》，則與傅玄《秦女休行》就“情色”是否發(fā)揚有余做了比較，又說《出自薊北門行》與《北上行》兩首詩“視鮑照相距有幾，精緊稍遜，博大過之”，論《古風》則說“托體于阮公”，又說《游謝氏山亭》中的“落日與之傾”一語“稍近陶意”。實際上，在晚明已經(jīng)有很多詩學家注意到李白對六朝詩的繼承，如許學夷就認為：“太白五言古、七言歌行，多出于漢、魏、六朝，但化而無跡耳。”（《詩源辯體》卷十八）并由此稱李白是六朝詩的集大成者。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詩鏡》：“采摭精審，評釋詳核，凡運會升降，一一皆可考見其源流，在明末諸選之中，固不可不謂之善本矣。”身處明末的陸時雍，志于反撥格調派末流割斷源流而獨尊盛唐之弊，以針砭流俗，成為明清“神韻說”的奠基者。他對李白的評價，對后世的李白接受學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其中以清代的詩學大家沈德潛最具代表性。沈氏評李白之語，有多處是從陸氏那里化用而來的，如《唐詩別裁集》評李白《送友人》：“三、四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起句必須整齊。蘇、李贈言多唏噓語而無蹶蹙聲，知古人之意在不盡矣。太白猶不失斯旨。”“三、四流走”是對陸氏“三、四有氣”的化用，而對蘇、李贈言詩的認知也是化用陸氏之語：“蘇、李贈言，何溫而戚也！多唏涕語，而無蹶蹙聲，知古人之氣厚矣。”（《詩鏡總論》）《唐詩別裁集》中還有直接承襲陸氏之原話的，例如“太白七言古，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波浪自涌，白云從空，隨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可及”，“太白之高妙”等。今人研究李白者，多引述沈氏之論，卻較少關注其源出于陸氏，此當不得不察。
（李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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